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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一個你不知道的白求恩

告訴你一個你不知道的白求恩

更新時間: 2014-11-03 09:46:11 點擊:
 
  
  2014年11月12日,白求恩犧牲75周年紀念日。流逝的歲月,常常會湮沒人們對過去的記憶,然而,白求恩的名字卻從來沒有從中國人的心里遠去。
  今年10月,“紀念白求恩逝世75周年中國加拿大國際論壇”中,中加兩國代表共同追憶了白求恩的成長軌跡,探討了白求恩精神的時代價值。在代表們的發言中,一個更加鮮活立體的白求恩逐漸浮現:
  他是一個斗士,是“八路軍最老的一位戰士”;他是一位醫術精湛具有開創性的醫學專家,也曾經是一位當時的絕癥患者;他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對世界有著強烈的好奇感,也是一位詩人和畫家,一位設計師、攝影家和宣傳家;他個性極強又情感豐富,脾氣暴躁但不失溫柔,純真率性又滿懷激情。
  在白求恩逝世75周年中加論壇上,記者獲悉,由白求恩醫務士官學校編寫的《諾爾曼·白求恩文選》即將出版。該書共30余萬字,囊括了白求恩生前115篇信件、日記、報告等作品,如實記載了白求恩的成長、情感和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歷程,全方位展示了他大半生的經歷。
  記者有幸先期得到了即將出版的白求恩文選書稿。
  透過白求恩的遺作,我們感知到的是一個更加鮮活的存在、一種更加真實的情感和一個真正偉大的靈魂。
  正如《諾爾曼·白求恩文選》的編者之一,白求恩醫務士官學校白求恩精神學習研究會教授梅清海所說:“拋開過去的光環,現在的我們,也許更需要一個真實、全面的白求恩。”
  天生愛冒險的“文藝青年”
  “我的小馬/是我手心的一只小鳥/振翅輕拍/不想被捉住//我的小馬/是風中的一棵樹/迎風搖曳/不會被折損//我的小馬/是海里的一朵浪花/蕩滌污濁/不會被阻擋//我的小馬/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亮/來自太陽/消失在四方//我的小馬/不是為了愛/不會受到傷害/只有她在我心中常在”
  ——1936年3月
  很難想象,這樣一首清新的愛情小詩,竟然出自以脾氣火爆、性格固執而聞名的白求恩之手。
  “我和諾爾曼·白求恩有共同的曾祖父——安格斯·白求恩。我們的曾祖父年輕時就加入了壟斷北美皮毛交易的西北公司,在美國和加拿大廣袤的不毛之地探險、游歷,在1810年,他甚至來過中國做生意。”
  2014年10月12日,記者見到了隨加拿大代表團來華參加紀念白求恩逝世75周年活動的羅恩·麥肯齊。雖然在中國人看來,麥肯齊和諾爾曼·白求恩只能算遠親,但談起白求恩的家族歷史,年逾古稀的麥肯齊滔滔不絕。
  據記載,白求恩(又譯貝修恩)家族在歐洲和北美都曾有過顯赫而傳奇的歷史,他們甚至擁有一枚家族徽章:盾牌上方一只水獺的浮周頭像,上書“寬厚文雅”。從14世紀起,這個家族就出過不少成功的醫生和牧師,當然,也不乏安格斯·白求恩這樣的冒險家。
  白求恩傳承了家族富于冒險精神和不安現狀的血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出生登記簿上,清楚記載著白求恩的出生日期——1890年3月3日,但白求恩自己卻選擇在3月4日這天過生日——因為,英文的“3月4日”與“前進”的拼寫和讀音非常接近。“前進”,這一富有冒險精神的詞語,正是白求恩的選擇。
  白求恩出身牧師家庭,外祖父是一位外科醫生。雖然中學時頻繁轉學,卻一直是優等生,但由于當時其父幾次失去工作,原本富裕的家庭一度經濟狀況岌岌可危。麥肯齊告訴記者,在中學期間,白求恩就是個勤奮的打工者,他當過伐木工、小學代課老師、輪船鍋爐工、消防員、餐廳侍應生和報社記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白求恩在多倫多大學讀醫學。畢業后,他加入了英國海軍,當了一名軍醫,28歲時退役,在英國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年紀輕輕的白求恩,已經有了比許多普通人一生還豐富的經歷。
  白求恩一生熱愛藝術,創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廣播劇、紀實文學、論文、壁畫、攝影作品等。此次來華參加紀念活動的加拿大白求恩紀念館館長斯考特·戴維森告訴記者,在加拿大白求恩紀念館和加拿大白求恩故居,至今還陳列著許多白求恩生前的繪畫作品,其中有一些藝術價值很高。
  戴維森認為,白求恩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
  而研究者公認白求恩一生中最高的文學成就,是他1938年12月在冀中創作完成的小說《創傷》和《啞彈》。
  “生是資產階級分子,死為共產主義者”
  “讓我們把盈利、私人經濟利益從醫療事業中清除出去,使我們的職業因清除了貪得無厭的個人主義而變得純潔起來。讓我們更多地討論醫療事業與國家的關系,討論這一職業對人民的責任,討論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讓我們承認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不是技術和科學問題。”
  ——1936年的演講《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
  白求恩的這次演講,是在蒙特利爾內外科學會舉辦的醫學經濟學專題討論中發表的。當天,其他發言人都反對社會化醫療,唯有白求恩為之大聲疾呼。
  白求恩早期行醫時,就在平民社區中開設診所,為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窮人義診。但在青年時代,作為一個前程似錦的外科醫生,白求恩也曾是一個喜歡享受生活、追求生活品質的人。1923年,33歲的白求恩和一位美麗的蘇格蘭姑娘弗朗西斯·坎貝爾結婚。加拿大著名白求恩研究者拉瑞·漢納特在他的書《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動家》中這樣描述白求恩當時的生活:弗朗西斯從伯父那里接受了一筆遺產,他們旋即去歐洲度蜜月,在6個月里參觀藝術館、滑雪和旅游,奢侈地花掉了弗朗西斯所繼承的大部分遺產。
  之后,白求恩夫婦回到北美,在美國的底特律定居。在這座城市里,他們擁抱了美國在上世紀20年代的美好生活:買下了一套裝修奢華的公寓,買了車,加入了高爾夫俱樂部,白求恩通過行醫和教學來支付這些費用。
  梅清海從事白求恩的相關研究20多年,他認為白求恩身上最值得注意的東西就是“轉變”:“早期的白求恩和在西班牙、在中國的白求恩是不一樣的,在西班牙和中國,白求恩完成了很多轉變。”
  最早改變白求恩人生軌跡的,或許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結核病——按當時的醫療條件,這是可以被視為絕癥的一種病。1926年,白求恩由于進行性結核病被告知必須停止工作去療養院。“美麗的死神啊,你這仁慈無比的天使/讓我在你溫柔的懷抱里,與世長辭……”
  養病期間,白求恩為了不拖累妻子而與之離婚,并曾經不無絕望地畫過死亡天使,還在畫上寫下這樣的詩句。但新的治療方法最終使他在兩個月之內康復。
  “白求恩對肺結核的親身經歷和知識使他最終懂得了疾病與經濟和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同疾病斗爭的一生中,白求恩從相信治療過程的單獨性和技術性,轉向把它看作一種經濟、社會和政治現象。”漢納特這樣評論。
  而在梅清海看來,白求恩對共產主義產生最初的認識,則源于1935年的蘇聯之行。1935年8月,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在蘇聯召開,白求恩報名參加。在蘇聯,白求恩看到了“社會主義醫療制度”——全部免費和覆蓋全員、由國家財政負擔的福利醫療體制,并真心認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醫療制度”。
  從蘇聯回國后的1935年11月,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次年,西班牙內戰爆發,46歲的白求恩放棄在加拿大的一切,立下遺囑,踏上赴西班牙的征程。在離開西班牙前,白求恩拜訪了一位畫家朋友,他在紙上畫下西班牙的國旗,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在一旁寫下了自己的“墓志銘”:生是資產階級分子,死為共產主義者。
  如果說去西班牙正式開啟了白求恩從行動上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征程,那么在中國,他則完成了自己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從思想到生活的徹底升華和轉變。
  曾坦言“白求恩年輕時有過許多女朋友”的戴維森給記者講述了一個故事,1938年,當中共有關領導想給當時單身的白求恩介紹一個中國妻子時,白求恩拒絕了,他說:“我來這里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另外,我和中國妻子語言不通、習慣不同,在一起也不會幸福。”
  “進攻,白求恩大夫和我們在一起!”
  “在這片有1300萬人口、15萬武裝部隊的廣大地區,我是唯一一名合格的大夫。我目前在‘清理’具有350名傷員的后方醫院,在25天內做了110個手術……這附近還有7家醫院,我將在一周內對整個地區進行一次檢查,到每家醫院停留一段時間做手術,然后再去下一家。這可能要花費我整個夏天的時間。”
  ——1938年7月于山西五臺致友人的書信
  “進攻,白求恩大夫和我們在一起!”這條今天看起來有些夸張的口號,卻真實地流傳在當年晉察冀八路軍的隊伍中。戰士們相信,白求恩是他們的“神醫”,有白求恩在,他們的生命就有保障。
  戰士們的信任并非盲目。事實上,在來中國前,白求恩先后于1933年被聘為加拿大聯邦和地方政府衛生部門的顧問,1935年被選為美國胸外科學會會員、理事,已是享譽北美的著名外科專家。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明過一系列醫療手術器械,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求恩肋骨剪”。1931年夏,他和美國費城皮林父子公司簽署了特許專利協議,后者負責全權制造和銷售由白求恩發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術器械——這類器械共有22種之多,其中一些至今仍在廣泛使用。
  “白求恩在中國戰斗生活了22個月,在我省就達到15個月之久。”河北省白求恩精神研究會會長高春秋表示,白求恩的足跡遍及河北平山、唐縣、阜平、淶源、易縣、順平、河間、曲陽等地,而他在河間縣真武廟所做的手術,創造了當時治愈率最高的世界紀錄。
  “白求恩是創傷外科最早的開拓者和推動者,我們今天許多基本外科手術方法和原理,都是白求恩奠定的。”對于白求恩在外科專業的權威地位,加拿大原外科學會會長、創傷外科專家格蘭特·斯圖爾特如此評價。
  而作為歷史研究者,戴維森在評價白求恩醫術時脫口而出了一個單詞:“fast(快)!”
  “白求恩做手術不但干凈利落,而且速度極快,在當時的外科醫生里,他可以說是手術速度最快的。而在爭分奪秒、不斷有傷員集中出現的戰場上,快就意味著能挽救更多生命。”戴維森這樣解釋。研究者表示,白求恩曾提出戰地外科手術三原則CEF,也就是close(靠近,離前線越近越好)、early(早,手術越早越好)和fast(快,手術速度越快越好),這三點至今被奉為戰場急救圭臬。
  白求恩做手術的速度和敬業精神,在他1938年12月7日發給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一份報告中也可以體現:“11月28日下午5點15分,我們接收了第一名傷員,這時他已經受傷7小時15分了,我們連續工作了40個小時沒有休息,做了71個手術……”在之后的齊會戰斗中,他又不顧周圍同志勸阻連續三天三夜工作,創下堅持工作69小時、為115個傷員做手術的紀錄。
  除外科手術,白求恩在輸血領域也是成績斐然。在西班牙,他創制了流動輸血車和野戰傷員急救系統,這被認為是今天各國現代軍隊普遍采用的野戰外科醫療方艙(MASH)的雛形。在中國敵后抗日根據地,他也是戰地輸血的開創者。
  白求恩的助手游勝華時任晉察冀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她的女兒游黎清向記者描述了父親和其他當事人的回憶:1938年5月16日到22日,白求恩途經陜西省神木縣賀家川八路軍120師的后方醫院,短短幾天,白求恩對200多名傷病員進行了診治,給20多名重傷員做了手術。也是這一次,八路軍的醫務人員第一次接觸到了輸血技術。當時,白求恩給一個重傷員做下肢截肢手術,需要輸血治療,白求恩果斷地說:“我是O型血,輸我的吧!”在白求恩的帶動下,后來又有一個醫生和兩個護士也給傷員輸了血。之后,輸血技術才在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醫院逐漸推廣。
  火爆固執來自對真理的執著
  “我們家族的男人脾氣暴躁、性格多變、固執己見、執迷不悟而又嚴以待人,這樣的特點來自于他們對真理的執著和個性的自負……”
  ——1935年致友人的書信
  白求恩脾氣火爆固執,這讓很多和白求恩共事過的人記憶猶新。
  “白求恩對醫護人員的要求到了嚴苛的程度。”年過六旬的王永革是白求恩的助手王道建之子,在白求恩逝世75周年紀念活動現場,他給記者轉述了自己父親的一個故事:在一次白求恩檢查傷員情況時,發現一位傷員傷口沒有處理好,他大發雷霆,問道:“這個手術誰做的!”王道建站了出來。白求恩怒不可遏地咆哮道:“你離開這里!你不配做醫生!”——在白求恩英文傳記里,這里使用的“離開”,其實完全可以譯成“滾”。
  王道建的領導通過翻譯反復向白求恩解釋:王大夫是放牛娃出身,業務確實不精通,但是人品好、愛學習,是個好同志。經過反思,白求恩向王道建連連道歉:“是我不對,我是法西斯,我不該罵人。”后來,王道建成了白求恩最滿意的助手之一。
  事實上,白求恩的火爆固執往往來自于對真理的執著。剛到中國時,很多人覺得白求恩年齡大了,需要照顧,前線既危險又艱苦,想讓他留在延安。白求恩知道后激動地跳起來,在窯洞里順手抓起一把椅子氣憤地向窗子砸去。因為用力過猛,椅子砸斷了窗欞飛落到院子里。他激動地叫著:“不要把我當成一個明朝花瓶那樣的老古董,要把我當一挺機關槍使用!”
  發現消毒不到位、手術器械沒擺好、晚上護理值班打瞌睡、做手術時聊天抽煙、不肯為傷員洗澡洗腳、嫌傷口臭戴口罩等現象,他都要發火罵人。長期失眠和高強度的工作加劇了白求恩那一觸即發的暴脾氣,連他的傳記作者羅德里克·斯圖爾特也認為,“邊區的艱苦條件使他承受著身心的雙重壓力,所以對很多事情顯得反應過度”。但是正如白求恩在1938年7月給毛澤東和聶榮臻信中說的那樣:“我本著布爾什維主義精神給出了上述批評,出發點只有一個:為了病人的舒適和健康,這是我們首要考慮的問題。”
  白求恩的嚴厲和坦誠得到了八路軍醫護人員的理解。在他的努力下,松巖口等地的醫療條件逐步改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喊叫、眼淚和笑容終于在這里創造了奇跡”。而在1938年8月白求恩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我的確感覺疲倦,但是我覺得我很長時間從來沒這么開心過,內心非常滿足……我在這里享受到國王般的待遇,已經沒有任何奢求了。對我而言,同志們就是我最大的財富……”
  他本來差一點就可以回國
  “我真的想念咖啡、三分熟的烤牛排、蘋果派和冰激凌。想想都是絕佳的美味啊!還有書籍——還有人寫書嗎?還有人聽音樂嗎?你們還常常跳舞、喝啤酒、看畫展嗎?躺在鋪著白床單軟乎乎的床上是什么感覺?姑娘們還渴望被人愛嗎?”
  ——1939年8月15日致友人
  這是一封細微感覺中蔓延著鄉愁的書信,也是白求恩生前寫給加拿大朋友的最后一封信,
  緊接著上面那一段話,白求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選擇:“但必須遺憾地說,如果我再次獲得了上述所有的東西,也不會帶給我驚喜。”他在信中向友人揭露了日本侵華戰爭的險惡用心,并預測這場戰爭不會在短期內結束。關于自己,他寫道:“我計劃明年年初返回加拿大,我希望能為下一步的工作籌措每月1000美元的經費。他們需要我,這里是我的邊區,我必須回來。”
  在本職工作中,白求恩對制度建設和隊伍建設的思考則更多。八路軍的醫務隊伍,多數是像王道建那樣的農村戰士參軍以后邊干邊摸索成長起來的,沒有得到專業訓練。白求恩看到這種情況,就親自編寫教材,親自講課,完成了重要醫學著作《游擊戰爭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這部著作被稱為“他一生最后心血的結晶”。他說:“一個外國醫療隊對你們的幫助,主要是培養人才,即使他們走了,仍然留下永遠不走的醫療隊。”
  在來中國之前,美國援華會和加拿大共產黨答應定期向中國提供必要的物資和資金幫助。但在白求恩一行來中國之后,說好的資助卻不見了蹤影,他發出的所有求助信件都石沉大海。為此,白求恩決定回國一趟,主要為了籌措資金和已經不足的藥品,順便暫時休養和緩解鄉愁——在1939年夏,他的左耳失聰,并在短時間內曾連續兩次嚴重感染高燒,抵抗力已經非常差了。
  然而,就在白求恩的回國之旅即將成行時,1939年10月底,日軍突然出動了5萬兵力猛攻晉察冀,并且配備了自從戰爭在邊區開始以來數量最多的坦克和飛機。應前線部隊的邀請,白求恩毅然決然推遲了回國的計劃,他說:“如果晉察冀淪陷的話,那我回國還有什么意義呢?等目前的戰斗結束以后再啟程吧。”
  白求恩最終沒能等到啟程回國的那一天。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由于在高強度密集手術中劃傷手指而造成的又一次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癥逝世,享年未滿50周歲。5天后,他穿著整潔的八路軍軍服下葬,從此永遠沉睡在中國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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